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数起，延绵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大大地发生变化与发展。不理解儒家学说的历史演进，是很难做客观地评价儒家学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未来发展其未来发展的。

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展开综合的宏观实地考察，我指出中国儒学有四个较为显著有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然，如果要细分的话，在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也还是可以再行分设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来的。

此又当别论。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完整儒学儒名门于“士”，又以教育和培育“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

孟子说道：“士之仕也，言农夫之圃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道，士出来供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样子农夫专门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谈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入“以仁厚素养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

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完整儒家学说也可以说道是为国家、社会培育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子贡曾向孔子明确提出“何如斯堪称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到才算是“士”。

孔子问说道：“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堪称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指出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认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不道德，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已完成国君所转交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拒绝，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拒绝。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极致的儒者的形象。

荀子写出了一篇为题《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起到是这样来刻画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大大明理，提升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定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稳社会秩序和富足百姓生活。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愿景的分析，可以说道完整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明理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

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明确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明确的、为人处世中贯彻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化的形上学原理。人们称之为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显然的道德规范来拒绝的。如他说道：“君子去仁，恶乎崭露头角？君子襄平取食之间违仁，造次无以于是，颠沛无以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述着许多孔子问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施不道德中所要遵循的各种明确规范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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